瀛楚律师评析案例 · 第45期
不知骗了多少钱?360万照样认定——电信诈骗犯罪数额的刑事推定
导语
在境外组建"杀猪盘"诈骗公司,骗取数十名被害人共计360余万元,被告人到案后辩称"不清楚具体骗了多少钱"的,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同案犯供述、诈骗平台后台电子数据、银行账户流水等客观证据综合认定涉案数额;组织、领导者对团伙全部犯罪数额负责,一般参与者对其参与期间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数额负责;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、构成累犯的,依法从重处罚;主动回国但不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的,不构成自首。
裁判要旨
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被害人分散、资金经多级账户流转、电子数据易灭失,要求每一笔损失均取得被害人逐笔指认既不现实,也不利于打击犯罪。依据法发〔2016〕32号意见,对有组织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,可以已查证属实的被害人陈述、诈骗平台后台数据、银行交易流水等客观证据相互印证,综合认定犯罪数额;
被告人提出反证线索的,侦查机关应当核查,不能说明合理来源的,综合认定成立。本案涉案360余万元已达"数额特别巨大"标准,对应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定刑幅度。共同犯罪中,主犯按其组织、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,从犯对其参与期间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,依法从轻、减轻处罚。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、构成累犯的,依法从重;自动投案但未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的,不成立自首。
基本案情
2020年11月,杨某在A国注册成立所谓投资咨询公司,实际运营"杀猪盘"诈骗集团,下设多个业务组。罗某负责人事与日常管理,杨某1担任业务组长并负责资金流转,周某系普通业务员。
各组以境内单身、离异女性为猎取目标,通过社交软件建立情感信任后,由组长出面"精聊",诱导被害人在其控制的虚假投资平台充值操作。
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间,该集团共骗取境内数十名被害人款项合计人民币360余万元。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十三年,罗某、杨某1、周某分别处以相应刑罚;各被告人不服上诉,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、维持原判。
裁判规则解析
一、罪名的规范构造:电信网络诈骗的法律依据
"杀猪盘"在刑法上的定性是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——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虚构投资平台、虚构收益,骗取被害人财物。其特殊性在于借助电信网络、面向不特定多数人实施,故应同时适用法发〔2016〕32号《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。
该意见第一条明确了三档数额标准:3000元至1万元以上为"数额较大",3万元至10万元以上为"数额巨大",50万元以上为"数额特别巨大"。本案360余万元,已属"数额特别巨大",对应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,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这是主犯杨某获刑十三年的法定幅度根据。
二、犯罪数额的综合认定:不是"主观推定",而是证据印证
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在数额认定上面临三重困难:被害人遍布全国、报案率低;资金经过"跑分"账户多级划转,与被害人无法一一对应;聊天记录、平台数据常被嫌疑人远程销毁。若严格要求每一笔数额都取得被害人逐笔指认,大量犯罪将无法追诉。
需要澄清的是,本案所称"推定"在证据法上并非立法者直接规定的"法律推定",而是基于客观证据的"综合认定"。其证据结构是三类客观证据相互印证:其一,同案犯供述与被害人证言相互印证诈骗集团的组织架构、作案话术、目标群体与资金路径;
其二,诈骗平台后台电子数据(经司法鉴定)显示被害人账号在该平台注册、充值、受损的完整记录,并可锁定公司实际控制人;其三,银行流水显示被害人款项最终归集到同一控制人名下的多个账户,而账户持有人均参与犯罪。三类证据形成闭合链条,指向唯一结论——360余万元即该集团的诈骗总额。
这一认定方式仍受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五条"证据确实、充分,排除合理怀疑"标准约束,并未降低证明要求。被告人若主张其中部分资金系合法往来、或不属于诈骗数额,应当提出合理说明并提供具体线索;侦查机关负有核查义务。本案各被告人不能提供反证,综合认定成立。
三、共同犯罪的数额责任:"参与期间"规则
法发〔2016〕32号第四条第(二)项规定:多人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,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;
在其所参与的犯罪环节中起主要作用的,可以认定为主犯;起次要作用的,可以认定为从犯;"参与期间"从其着手实施诈骗行为开始起算。
本案中,杨某是诈骗集团的发起人和实际控制人,罗某负责人事管理,杨某1担任组长并控制资金流转,三人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、指挥、主要作用,依《刑法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,应当按照其所组织、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——即对全案360余万元负责。
周某作为普通业务员,仅在其参与期间对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数额负责,而非仅对其本人直接聊天、直接诱骗的被害人负责;原判认定其参与期间团伙诈骗数额为100余万元,即以此为据。周某起次要、辅助作用,依《刑法》第二十七条系从犯,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
这一规则的辩护意义在于:从犯的数额边界不是"自己拉了几个客户",而是"何时加入、何时退出"的时间区间。脱离"参与期间"谈从犯数额,是电信诈骗案件辩护的常见误区。
四、境外作案与累犯:两个从重情节
法发〔2016〕32号第二条第(二)项规定,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,达到相应数额标准,且"组织、指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""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",酌情从重处罚。
本案四人在A国组建公司、面向境内被害人作案,同时具备"组织指挥团伙"与"境外实施"两个从重情节。
罗某、周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,刑罚执行完毕以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,依《刑法》第六十五条一般累犯规定,应当从重处罚,且不得适用缓刑、不得假释。
杨某另有前科,亦作为酌定从重情节予以评价。多个从重情节叠加,是主犯杨某在"数额特别巨大"档内获刑十三年的重要原因。
五、自首的成立边界:自动投案与如实供述缺一不可
《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,犯罪以后自动投案,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,是自首。两要件必须同时具备:自动投案解决"到案自愿性"问题,如实供述解决"供述真实性"问题。
本案杨某、罗某虽主动从境外回国投案,具备自动投案形式,但到案后未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——对诈骗集团组织架构、资金归集、个人具体作用等关键事实避重就轻、推诿他人,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。
需要说明的是,不认定自首不等于完全否定其回国情节。自动回国到案这一行为本身,仍可作为酌定从宽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,但不能享受自首"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"的法定待遇。"回国投案不是免死金牌",其法律根据正在于此。
实务风险提示
01 对求职者而言:
境外所谓"高薪客服""推广专员""运营主管"招聘,多数实为电信诈骗集团的前端岗位。出境前承诺的"包食宿、高提成",出境后即被没收护照、限制人身自由,被迫参与诈骗。一旦参与,即按其参与期间团伙全部诈骗数额承担责任;即使只是普通业务员,涉案数额也可能轻易突破50万元"数额特别巨大"门槛。
02 对网络交友者而言:
"杀猪盘"的典型路径是"先谈感情、再谈投资"——未曾见面的网友推荐投资平台、博彩网站,初期小额盈利可提现、后期大额投入无法提现。遇到此类情形,应当立即停止投入、保留聊天记录与转账凭证,并拨打96110或就近到公安机关报案。任何"稳赚不赔""内部消息""导师带单"的投资建议,都是诈骗话术。
03 对司法机关与辩护人而言:
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,应当严格区分"综合认定"与"主观推定"。控方负有以三类客观证据相互印证、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责任;辩方有权要求核查每一笔存疑资金的来源与性质。既不能因被害人众多而放松证明标准,也不能因个别被害人未报案而否定整体犯罪数额。这是本案判决对类案办理的真正示范意义。
瀛楚律师评析
本案的示范价值,不在于重复"电信诈骗要从重打击"这一常识,而在于厘清三个操作层面的规则:一是在被害人分散、资金流水复杂的客观条件下,如何以三类客观证据相互印证的方式综合认定犯罪数额,而不突破"排除合理怀疑"的证明底线;
二是在诈骗集团内部,如何以"参与期间"为时间坐标划分主犯与从犯的数额责任;三是自动投案与如实供述双重要件如何在跨境犯罪中具体把握。对依法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、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被告人辩护权,具有参考意义。
常见问题(FAQ)
Q1:电信诈骗中的数额"综合认定",是不是主观臆断?
不是。综合认定以确实、充分的客观证据为基础——已查证被害人陈述、平台后台数据、银行流水三类证据相互印证、形成闭合链条,仍须达到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五条"证据确实、充分、排除合理怀疑"的标准。被告人提出合理说明并提供线索的,侦查机关应当核查;不能反证的,综合认定成立。
Q2:共同犯罪中,主犯与从犯的数额责任如何划分?
依《刑法》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及法发〔2016〕32号第四条第(二)项,主犯按其组织、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,对全案数额负责;从犯对其参与期间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,而非仅对其本人直接骗取的数额负责;从犯依法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
Q3:从境外主动回国投案,为什么不构成自首?
《刑法》第六十七条要求自动投案与如实供述两个要件同时具备。主动回国仅满足"自动投案"形式,若到案后对诈骗集团组织架构、资金流转、个人作用等主要犯罪事实避重就轻、推诿他人,即不满足"如实供述"要件,依法不构成自首。但其自动回国行为仍可作为酌定从宽情节在量刑时考虑。
瀛楚律师提示:本文基于公开裁判文书作实务评析,旨在提示法律风险、分享裁判规则,不构成针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,亦非对特定案件代理经历的陈述。读者遇有类似纠纷,应咨询专业律师并结合个案情况处理。
本文作者
艾炜为
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 · 律师
艾炜为律师擅长领域:经济类犯罪、民刑交叉领域。
艾炜为律师,兼具法学与经济学专业背景,深耕经济犯罪定性、证据梳理与法律适用,擅长处理复杂疑难案件,可为公安办理重大案件提供法律支持。同时持有心理咨询师认证,钻研犯罪心理学、法医学,可从犯罪心理、法医视角剖析案件,多维度助力侦查研判与风险防控。
本文由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艾炜为律师评析。
案例来源: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(2023)京02刑终XX号刑事裁定书(文中当事人信息已作匿名化处理)。
